精品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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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品故事 女儿的手工
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，女儿买回一块十字绣，在窗前一针一针地绣着。正值盛夏时节，小房间里闷热难耐，已经有些年头的旧吊扇刮出来的风也是热呼呼的。对此，女儿似乎并不在意，仍然全神贯注地绣着，绣着……脸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撒在了绣布上。
孩子的内心不平静，她在等待着通知书来叩响命运的希望之门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她这是第三次做手工。
第一次是小升初的时候：按片划分女儿要去附近的一个学校。她说，爸，我想上好点的初中。我当时不懂规矩，总觉得孩子在小学学习一直很优秀，进个理想的中学应该可以吧。但是当我提着一袋厚厚的奖状，找到在市内某名校当校长的老同学，求她帮帮忙时，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。那位校长回答很干脆，也很真实：这些奖状没用，来我们学校最少要掏一万八，看在熟人的份上我给你减两千，其它的我无能为力。
她的话让我理解了这些年来中国教育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。
我把“托关系”的事告诉了女儿，她哭了，知道这个结果超出了家里的承受能力。她几天没和我说话，买了几卷五颜六色的彩带，一颗一颗地叠星星，叠了整整一纸盒。后来，我凑了九千块钱给女儿报了另外一所中学。
第二次做手工，是她考上了四所省重点高中那年，其中有一个是美术特长学校。女儿想学美术却担心费用太多，不知如何选择。心里烦恼，又买了几团花色毛线，自己关在屋里一针一线地织手套。最终，她还是上了一所侧重理科的高中。
一上高中，女儿感觉学习明显的吃力了，有一次她给她妈妈打电话时，甚至为做不出题而难为得哭。住校时每天都是12点多才睡，可是成绩却仍然在下滑：高一是年级前十几名，高二时落后许多。今年高考，她的成绩达到二本线，报考了省内的一所师范学院。
女儿很早就说过将来想当一名教师，可是从眼下激烈竞争的就业形势来看，不知道她的理想能否实现，或者说，要想实现需要花多少钱……。
或许我的忧虑是多余的，生活中哪能没有点艰难坎坷呢?相信孩子只要辛勤努力，就象一针一针地绣这十字绣一样，总是会编织出实实在在的幸福未来。
精品故事 街头洗衣机
阿贝尔·米奇在保洁公司某分公司当营销副总经理已经多年，公司高强度大压力的工作和固定不变的营销思维框架，逐渐让阿贝尔感到疲惫枯燥，他开始萌生出自己独立创业的念头。
20xx年12月，阿贝尔利用休假来到印度旅游散心。在加罗尔的一条河边，阿贝尔无意间发现每天都有许多妇女在那里洗衣服。他感到非常奇怪：“为什么她们不在家里用洗衣机洗?那样既省事又干净。”上前一问才知道，这些妇女是专门帮人洗衣服的洗衣工。原来，由于价格和电力等原因，整个印度只有不到6%的家庭拥有洗衣机，而其他94%的家庭要么在家里自己用手洗，要么付钱给外面的洗衣工洗。阿贝尔敏锐地感觉这里面一定大有商机可寻，于是便对洗衣工洗衣的方式和过程展开进一步了解。原来，洗衣工收到顾客的衣服后，在附近的河里洗洗涮涮，在石头上用棒槌捶打一番，然后再挂起来晾干，整个过程需要3到7天，衣服大约10天后才能归还。这样洗衣不但洗不干净，还容易把一些好衣服弄皱甚至捶坏。
“这不正是自己创业的绝好机会吗?”阿贝尔兴奋不已，立即向保洁公司递交了辞职书，然后迅速回到印度。他的创业项目便是在加罗尔的街头设立一个“流动洗衣”摊点，用洗衣机帮顾客洗衣。阿贝尔在一辆货车后面安装了几台洗衣机，然后停在街角，所有成本加起来只有区区5000美元。流动洗衣摊点的承诺是，从顾客那里收来脏衣服到洗干净交还，中间间隔不是10天，而是4小时。如果愿意付出双倍价钱，洗好的衣服还可以熨烫好，丝毫不会有折皱和损伤。而且不同的衣服采取不同时洗衣方式，绝不会出现一机洗的“大搅拌”。
阿贝尔流动洗衣摊点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。现在他已经在加罗尔、孟买、新德里等21个城市设立了流动洗衣连锁摊点，仅在20xx年就清洗了14万公斤的衣服，年收入近500万美元，而且近70%都来自老客户，生意相当稳定。
精品故事 大姐的书法
大姐终于圆了梦，圆了一个书法家的梦，圆了一个一辈子都梦想的场面。
那天是大姐的书法展览会，是在市里头有点儿名气的展览馆举行的，来了许多人，除了熟人也有生人，大家都来给大姐捧场。其中也包括了市里有头有脸的书法名人，第一我不敢说，但谁要敢说自己排在他们的名字前面，估计也没那个胆儿。
展览馆的一个展厅里，四周挂满了大姐的作品，大的比真人还大，小的和家里的电视机画面差不多，有些作品是大姐四十年前书写的，字里行间充满着时代感。其中最扎眼的一幅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是大姐一九七六年的大作，这幅作品是大姐送给我上山下乡的礼物，它挂在我知情点的墙上整整三年，陪伴我度过了三年难熬的春夏秋冬。可惜的是尽管我也鼓足了干劲，一腔热血拼了老命，也没有把我下乡的农村改了天，把我受再教育的乡下换了地，改变哪怕一点点，都没有。相反在我考取大学走的那一天，几个胆大的乡亲们改变了我，他们趁着月光，凭着人多，抢光了我屋子里所有的“剩余商品”，我是好说歹说才保住了大姐的这幅字，它也是我在乡下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剩下的唯一家产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大姐喜欢书法好像是来自大字报的诱惑，记得小时候她不写字，上小学时连描红都懒得动，常常让我来帮忙。一次她回家说，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因为会写毛笔字，很受老师赞扬，还因此当选了第一批红小兵和大班长。那天晚上她嚷嚷父亲给她买一套写字的毛笔，整整扯着嗓子把父亲说动了心，
其实那时父亲的工资也不高，添置这套毛笔等于全家要少吃一顿肉，因为心疼姐姐只好答应了。就这样，大姐正式拉开了书法的架势，一干就上了路，用妈妈的话说，是一条花钱花时间的不归路。
大姐做事很认真，不干则罢，一干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去不回头，无论谁劝也拉不住了。从此不管是炎夏寒冬，还是清晨夜晚，大姐把书法当作了老三篇，天天练，月月写，没有一天消停，她也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许多黄黄的旧体书，不分青红皂白一顿疯狂临摹。有时看着家里被她折腾乱七八糟，满是臭味，我有时也埋怨她太固执。这时，她总是笑眯眯地哄我，极为温柔地女人味一览无余。
“想吃什么?想吃什么大姐给你做。”每到这时，我该生的气也就悄然散去了。
后来大姐的书法果然长进不少，什么篆体、宋体、楷体、魏体她都能轮的开，学校里稍微露脸的字几乎都是她包圆。就连校长办公室墙上的八个字也是她写的，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，校长看了后爱不释手，加上大姐各科成绩也好，自然红小兵不但解决了，上了中学红卫兵也是第一批。
大姐比我年长三岁，一九七三年她在郊区下乡的时候，我还在上中学，一年夏天，我骑着车子赶去看她，捎去了妈妈给她做的煎饼。到了村子里我找不到
大姐，一问才知道，大姐上山写大标语去了，当我远远地认出是大姐的影子时，才发现她穿着一件绿军装，带着一顶黄草帽，正在半山上挥豪。听到我的喊声，她回头也高喊，声音比我的大一倍。
“弟弟，帮大姐看看，字写的正不正?大寨的寨如何?”大姐的声音从山里发出，带着颤抖的回音，格外动听。
顺着大姐的声音，我这才看出在我的视线里，远处的山上出现的是大大的字体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寨字已露出了宝盖头。
“大姐，大寨的寨很正，非常正。”我高声地喊着，不知为何，刹那间，轻易不流泪的我眼前一片潮湿，我被大姐的精神彻底感动了。
等我到了大姐身边，我才发现眼前的一个字足有半个篮球场大，很难想象大姐是如何写出来的，为了这几个字，她说她已经爬上爬下在这座山上写了一个多月了。
“快吃妈妈做的煎饼，都凉了，要不要下山热热吃?”我心疼大姐，轻声地劝她。
“你今天来得正好，饿死我了，姐姐要完工了，等大姐干完了，给你做好吃的。”大姐抓过妈妈的煎饼，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我看着大姐放在一边的脸盆，里面红红的全是红漆。我的傻大姐就是这样，一个人从山下把一桶一桶的漆倒进脸盆里，再端到山上，写到哪?端到哪，端到哪，又写到哪，不知她哪来的如此干劲，弱弱的身躯，硬是一个人完成了公社不知哪个领导下达的最高指令。
我在大姐这里破例住了两天，帮着她完成了标语最后一个字的制作，当大姐送我走的时候，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高高的刻在了光秃秃的山上，每一个字在晚霞的映照下火红般的律动，好像大山捧出了赤胆忠心的五颗心脏，让人看了不由地热血沸腾。我走了很远很远，依然能看见它们的尊容，字迹苍劲，笔法飘逸。听说后来很久很久，过路的村民们都把这几个字作为地标，逢人就夸大姐的书法功底了得，大姐也因此在当地名声大噪。
如果说一个人一生中迷上一件事是一种福气，大姐迷上书法就是她的福，后来她当了学校的老师也和书法有关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的书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所接受，甚至陌生人也偶尔求墨宝。每当此时大姐总是有求必应，从不嫌烦，特别是到了春节，她义务会写许多的对联送给街坊邻居，与大伙儿共求欢喜。
穿着正正规规的我在展厅里漫步，不时偷眼看着体面的大姐在和不同的来客亲切交谈，心里有许多想和大姐分享的话，也只有暂时压在心底了。庆幸的是这么多年大姐还是那个率真的模样，只要进入了书法的境界，她的快乐与美丽共同绽放。
想起了一件事，刚听姐夫说，他家最近新买的一套三居室正在装修，还特意给大姐专门留了一间房，是家里最大的一间。姐夫得意地说：“这你大姐的作品都进了展览馆了，以后也该让她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室了。”